每周评论新纪元作者-每周评论

（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编印《国耻纪念录》，撰写《国民之薪胆》，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散发《警告全国父老书》，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反抗。1916年5月回国，任北京《晨钟报》编辑、《甲寅》日刊编辑，推动的发展。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青年》编辑，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19年支持和领导五。7月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9、11月发表《我的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学说3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与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谈建立中国***问题。10月成立北京***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领导北方工人运动。次年8月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来回忆说：“特别钦佩和尊敬，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当、林伯渠等人来商谈国民党和中国***合作的问题时，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1923年6月出席中国***“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临时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4月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1925年1月26日被孙委派为国民政治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议决请孙立遗嘱。发生后与赵世炎等在北京组织“沪案雪耻会”，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8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被捕前，宋曾致函，“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著作编为《文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者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河北乐亭大黑坨村人。字守常，笔名孤松、猎夫。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受同盟会会员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12年冬加入中国社会党，任天津支部干事，撰写文章，揭露军阀窃权卖国罪行。1913年冬去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参加留学生反袁斗争和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先后写《国情》、《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1916年5月，为推动反袁斗争，弃学回国，在上海、北京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及封建文化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逐渐站到立场上。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积极传播新文化。1918年7月～1919年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中国接受与传播的先驱。1918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积极领导五。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8月，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其后，发表《我的观》，系统地介绍了学说。1920年3月，在北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G.N.维辛斯基对筹备中国***取得一致意见。同月，他发起和组织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成立后，负责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先后发动开滦五矿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8月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会见，讨论国共合作，帮助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9月，经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与审定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任组织部长。5月，遭北洋政府通缉，避居昌黎五峰山。6月，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年底，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冀、鲁、豫、晋、陕、内蒙古和东北等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动北方地区五卅、三一八等群众运动。1924～1925年，相继与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军司令会谈，使他们接受苏联援助，从军事上策应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6年初多次发表演说，反对日本侵略。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4月28日就义。著作编为《选集》、《文集》、《遗文补编》、《诗文选集》出版。

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号召全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积极参加五，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19年参加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发表《我的观》，是中国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学说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与提倡实用主义的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3月与前来北京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魏金斯基和马迈耶夫等商谈建立中国***问题。10月成立北京***小组。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在京奉、京汉、京海等铁路开展工人运动。次年8月西湖会议后，受党的委托到上海与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在孙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0月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改组委员。参与筹备国民党“一大”。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6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11月返回北京，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1925年爆发，与赵世炎等在京组织“沪案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领导北京群众反对日英美等国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18日因组织请愿示威游行被段祺瑞政府通缉。北伐战争期间协助冯玉祥制订军事行动方针。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著作编为《文集》。

徐中约说：“《新青年》和《新潮》以及包括《每周评论》在内的许多其他杂志，对传统主义的堡垒——旧文学

他发表的文章有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观》、《再论问题与主义》.

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的烈士陵园，是根据的决定修建的。在墓碑上有撰写的碑文。碑文指出：同志是中国最早的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的文章。

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成立后，代表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等80余人。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1919年有人在《每周评论》上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

为宣传,创办的报刊

谁知道周作人的《论黑幕》全文还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观》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的全文？

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其中有些成为中国***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同志和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

在全国解放前，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诗文选集》。一九八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百一十多万字的《文集》。

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烈士陵园。

中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概述

我也在找《论黑幕》，后来找到了，发在这里

论“黑幕”

1919年1月12日刊《每周评论》第4号

署名仲密

这两年来，中国忽然盛行一种书，名叫什么“黑幕” 。这类东西的内容，大家多已知道，不必再加说明。但教人奇怪的，是中国何以忽生出这一种著作。

记得从前流行的，有讲“左文襄” “彭刚直”的笔记小说，同说“某生”“某女”的小说，据我想，这两种便是“黑幕”的根苗。原来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只晓得天下有一种“闲书”，看的人可以拿他消闲，做的人可以发挥自己意见，讲大话，报私怨，叹今不如古，胡说一番。思想本来简单，只晓得饮食，男女，富贵，鬼神这几件事，头脑又不清晰，夸张而且散乱。所以做成的书，若不是长张大页的说大话，自命不凡的说什么才子佳人，造成万言肉麻书，便枝枝节节记些不相干的小事，说是讲“国朝”或先朝这掌故。这两种人原只是一而二，二而一，合起来，便成了一部掌故的黑幕闲书。

这种风气，并非近时才起，却是“古已有之” 。中国向来所谓闲书小说，本有章回体的《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与笔记体的《聊斋志异》 《阅微草堂笔记》这两类，在当时原是不足为奇。到了《茶花女》出现，却仍旧没有变动。欧洲文学的小说与中国闲书的小说，根本全不相同，译了进来，原希望可以纠正若干旧来的谬想，岂知反被旧思想同化了去。所以译了《迦茵小传》，当泰西《非烟传》《红楼梦》看；译了《鬼山狼侠传》，当泰西《虬髯客传》《七侠五义》看；又将查白士书店编给小孩作文练习用的短篇故事译成了《诗人解颐语》，当作泰西《聊斋》看。这类情形虽然可笑，却还该颂扬他大度；因为满肚子圣经贤传的人，居然肯拿点外国东西来附会，在中国还算希罕。

到了袁洪宪时代，上下都讲复古，外国的东西，便又不值钱了。大家卷起袖子，来做国粹的小说；于是《玉梨魂》派的小说，《技击馀闻》派的笔记小说，大大的流行；讲清朝真正掌故的书，又自成一类，不知出了多少。再一转变，将这两三种的分子，合成一起，于是乎出现了一种上文所说的的掌故，换一句话，便是笔记体的*书。

同是一样*书，本来分不出什么好歹。但这种实录的东西（这单说所指的实有其人，描写的事自然也是虚构），比虚构的更为恶劣；因为中国人好谈人家闺间的这个坏脾气，十足发露了。虚构的只讲得闺间的事，实录的所讲却是人家的闺间的事了。不但单喜讲下流活，并且喜谈人家的坏话，这正是一种堕落的国民性。

有人说：“他们的这种书，是意存劝戒，未可厚非。 ”但我要问：中国有哪一部*书，不说是意存劝戒的？写造因的时候，讲一大堆坏话，记受报的时候，又讲一大堆坏话；这一往一来，便成立了他的所以为*书的骨子。正如中国卖的广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的丹药，是广嗣灵丹，可以免人不孝的话一样巧妙，手段虽然极工，却不能不说是堕落的一个征候。

但我们对于这一班做“黑幕”类的人，却也难于十分责备；因为这也不是他们创始，正是“古已有之”，他们无非又复了古罢了。的掌故，起源本来很早，文人著作里，大约总有几句，但只是略抒抱负，未能十分发扬光大。古来既有这一种子，所以现在的张三李四便都利用了他们世传的才能，做出著作。譬如先天梅毒性的人，一到成年，免不了发病，掉落鼻子，未必定是他们自己的罪；在我们看见，对于他们的运命，应该生一种哀怜的心；但对于我们公共的社会的运命，却不免生一种恐怖忧虑的心了。

我们决不说黑幕不应披露，且主张说黑幕极应披露，但决不是如此披露。我们揭起黑幕，并非专心要看这幕后有人在那里做什么事，也不是专心要看做那样事的是甚么人。我们要将黑幕里的人，和他所做的事，连着背景，并作一起观。这人是中国民族，事是他们所做的奸盗诈伪，背景便是中国的社会。我们要看这中国民族在中国现在社会里，何以做出这类不长进的事来。这所做的事，只是结果，不必详说。我们最要注意的点，是人与社会交互的关系；换一句话，便是人的遗传与外缘的关系。中国人的根性怎样？

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的被社会造成？总而言之，这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但这个黑幕研究，可是极难。第一，做这样事，须得有极高深的人生观的文人才配，决非专做“闲书”的人所能。第二，研究的范围大了，不但奸盗诈伪应该归入，便是中国极常见的夸大狂，狂，背德狂的文人学士也。应该一律收入。研究这事，必用一副医学者看病的方法，这更不是患先天性的精神梅毒的人所能了，这事所以极难。

1919 年6 月，《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爱国传单被捕，胡适接任了该刊编辑工作。7月20 日，胡适在第31 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因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在该文中，胡适还嘲讽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文章发表后，首先是研究系的蓝公武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着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主义”的重要性。不久，在家乡避难的也致信胡适谈了一些意见，后者为它加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标题登在《每周评论》第35 号上。在这篇文章中，首先针对胡适“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明确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接着又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张，运用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此文刊出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 号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他撰写的《四论问题与主义》刚在第37 号排版，《每周评论》就被北洋政府查禁，“问题与主义”之争遂告一段落。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发生在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具有学术辩论形式但在内容上又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争论。它事关如何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方法，反映了二者指导思想上的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理之争，将之视为一次政治论争更为妥当。